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

2019级广播电视编导本科2班

王婉茹

指导老师：陈孜

    引言：近年来，随着女性从业者在电影行业越来越活跃，不少女性题材电影应运而生。年初贾玲执导的《你好，李焕英》票房大爆，引发各界对女性题材电影的关注与讨论，而于今年四月上映的影片《我的姐姐》凭借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内核，展现出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关切与探索，也取得不俗的票房佳绩。自《我的姐姐》上映伊始，对其是女性主义电影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但就笔者而言该片实则展示的是现实境遇下对人性中“真善”与“真恶”的诘问与反思，只是选择了“女性”作为这一命题的关键性载体，成为了一部现实主义与女性题材相结合的类型电影，实现了艺术性与商业性兼顾的效益。故而，将其称之为“女性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更为贴切，下面笔者就将这一观点，分别展开论述。 

一、女性人物为主，群像角色为辅的经典现实主义塑造手法 

    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用九十多部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说，刻画了几千个鲜活立体的人物，组成皇皇巨著《人间喜剧》。这部作品中以葛朗台、高老头等典型人物为点，以其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群像塑造为面，生动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风土人情，展现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的历史画卷，成为现实主义创作上的一座丰碑。 

    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言，在人物塑造上的典型性与群像化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其源远流长的内核所在，这种特征在电影上尤为明显。在中国电影史上早期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对于人物角色的塑造遵循“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主创人员多把创作视点聚焦到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中描绘上海弄堂里贫苦但善良的两姐妹的经历，底层人民被压迫的生活，又透露出对人性真善美的讴歌。 

    近年来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人物塑造层面则呈现出群像化的趋势，此类电影中故事的叙事主体不再局限于“一个人”而是转化为“多个人”。人物角色之间共同发力，力求对群像人物做到不同展现，增强故事张力。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反映群像人物的人性探究，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这种经典的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方法在影片《我的姐姐》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电影起始于车祸，安家父母骤逝，留下一双儿女。身为姐姐的安然不得不肩负起扶养弟弟安子恒的“母职”，面对自己考研的前程和徒有血缘的弟弟安子恒，在道德压力和自我前程的天平上，不知如何取舍。现实主义电影都会注重塑造典型性，即用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去呈现一个或多个社会普遍问题，即“以小人物书写大时代。”在影片中，安然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女性”，她和姑妈互为镜像，展露出两代“中国式姐姐”在面临相似困境时的选择，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命运，引发观众的反思。 

    典型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的同时，也带有阶级性，表现所处时代、民族、地域和阶层的共性。姑妈作为上一代的“姐姐”，为了弟弟放弃读中专，放弃去俄罗斯经商的机会。而随着多年来男女平等的不断推进和个性解放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代的“姐姐”安然身上更多除去家庭责任之外的追求，她想要脱产考研完成自己当医生的梦想，安然是把“自我”放在“家庭”之前的。两代姐姐的变化反映的也是时代的发展变化。 

    所以影片中不仅仅刻画了安然和姑妈这两个典型人物，还勾勒出以舅舅武东风为代表的安家亲戚群像。在安家父母离世后，一众亲戚聚齐，众人理所当然地劝慰安然放弃考研，扶养弟弟直至其长大成人。当安然拒绝并直言父亲留下的房子产权在自己手上时，以大伯公为首的长辈陡然发怒，用伦理孝道的压力扬言要教训安然。除去电影艺术化的成分之外，这种场景在千百年来并不陌生。宗法制，这一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虽然封建制度早已消亡，但它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人们心中，也为电影情节发展和人物选择提供了典型环境这一土壤。 

    安然拒绝代偿母职，从弟弟安子恒的成长中看确实为“恶”，但对她想要追求自我发展来说则为“善”；安家亲戚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安然不顾亲情看似为“善”，实则包含了想要侵吞安家财产充满贪欲的“恶”；姑妈从劝慰安然扶养弟弟的助纣之“恶”，转化为尊重安然追梦执着之“善”。 

    通过典型人物和群像人物出发自不同立场的选择与反应，影片很好地完成了对于何谓人性“真善”和“真恶”的呈现，体现出电影创作在现实上的客观性。成功的人物塑造来源于创作者对于人性的真实体察，《我的姐姐》改编自真实事件，片中的典型人物也能在生活现实中找到原型，所展现的女性困境也是日常积习已久的问题，但影片并不是对于现实的机械模仿和再现，而是编导在“客观反映现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再现，在遵循影片现实主义的创作核心之外，更增加了观众对于影片的心理认同。 

二、女性叙事的天然切口，深入反应社会现实问题 

    女性题材电影是指以女性为核心，关注女性的生活与命运的影像表达。《我的姐姐》的编剧与导演均为女性，具备天然的女性视角，她们借助女性视角这个切口，不仅使影片成为了一部触动情肠的女性题材电影，更难能可贵的是借助女性视角，立足女性诉求，所反应出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在《电影与历史》一书中写到的“电影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呈现者，同时也可以通过镜头语言揭示社会被忽视的一面。”即：电影对社会具有“反作用”，电影通过画面呈现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社会现实，折射出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 

    《我的姐姐》的荧幕时间跨度安家三代人，三代人的遭际起伏蕴藏了时代洪流在普通人，尤其在普通女性身上的冲击和重塑，展现了她们在面对残酷现实问题的挣扎，突出了现实主义作品不俗的反思性。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并不能改变不少中国家庭只有生出男孩才算传宗接代的固有思想。超生、偷生、甚至把头胎女儿遗弃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影片中安然小时候需要装瘸扮残疾来骗过街道办，换取父母再生一个孩子的机会，也就反映了这个时代下可能存在的“现实”，这时候的安然不单是安子恒的姐姐，她也代表了无数个因重男轻女思想而被迫牺牲自己的“姐姐”。

    无独有偶，安然的姑妈作为上一辈的“姐姐”，也曾面临过改革开放下海经商这样的“时代馈赠”，但她同样因为需要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承担弟弟读书的学费，选择了舍弃自我，回归家庭。姑妈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破碎，只能变成房间里一盏华美的吊灯和冰箱上层叠的套娃。所以当姑妈和安然在厨房里交递西瓜，释然说出“套娃也不是非得装进一个套子里”的话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两代“姐姐”的传承，还有时代进步发展后女性在面对现实选择上有关自我新的可能性。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促进国产现实主义电影新发展

    近年来以女性题材为切入点的现实主义电影相继出现，均在商业票房和观影口碑上的不俗表现，也印证了这一创作路径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无论是聚焦幼女性侵的剧情片《嘉年华》，还是直白展露女性性欲的文艺片《送我上青云》，亦或是探讨职场女性如何平衡家庭的悬疑片《找到你》，再到如今的《我的姐姐》。它们都从女性题材出发，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上反映了女性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将女性题材和合理的商业片类型元素相结合，不仅是女性题材现实主义电影拓宽受众的新尝试，也提升了经济效益，扩展了传播范围。

    尽管它们在创作手法或呈现方式上依然存在不足与局限，但我们可以从其中所塑造的，与以往服务于男性凝视的女性人物形象不同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她们所具备的现实意义。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艺术精神和情感态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现实主义都始终影响着我国电影的创作生产和价值导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佳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展露出来。面对现实困境，反映群众心声，如何通过作品把握时代脉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考题。在此情况下，现实主义创作在国产电影文化价值的表达上拥有天然话语权的优势，值得我们注意，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展露社会问题、弥合社会分歧，以人性觉醒点亮社会黑暗面，传达出一种正向的、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在泛娱乐化的当下具有无可替代意义。 

四、结语 

    随着像《我的姐姐》这类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女性题材电影越来越多的出现，我们看到了平衡商业与艺术、自我表达与时代命题之间的复合趋向。现实主义的电影承担着反映社会现实和文化价值观导向作用，在审美趣味、受众素质、创作表达越来越多元和包容的当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电影市场中，多题材多类别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会涌现出更多佳作，以感真情，以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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